干春松

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

干春松，男，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儒家思想、近现代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等。

人物经历

历任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5年10月，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曾任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并在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访问、进修。

2023年，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2024年6月，任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

现任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

社会兼职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什刹海书院副院长，弘道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原道》编委，《国学新视野》编辑顾问，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兼职博士生导师。

代表作品

学术著作

1、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神仙传，东方出版社，2005

4、文化传承与中国未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5、传统与超越，华夏出版社，2000

6、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7、现代化与文化选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8、中国人百年（合著），新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2001

9、中国社会心理分析（合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0、不竭的时代精神，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11、中国哲学智慧（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写给大众的中国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儒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5、王道政治与与天下主义，孔学堂书局，2017

16、伦理与秩序，商务出版社，2019

17、儒学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8、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

19、公天下与家天下，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20、儒学的近代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21、理想的国度—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国家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学术论文

据2024年7月南开大学哲学院官网数据，干春松在《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学术研究》《现代哲学》《人文杂志》《孔子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并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部分文章被译成英文。

1、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东岳论丛，2005年第一期

2、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

3、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

4、直道而行的张岱年先生，光明日报，2005年5月19日

5、王国维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人大学报，2004年第4期

6、清末民初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

7、近代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及重建，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第3期

8、创造的综合与文化创造主义，清华学报，2004年第4期

9、儒家研究的多元化趋向，光明日报，2006年3月

10、制度化儒家，问题与方法，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

11、近代教育改革和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学术界，2003年第3期

12、儒生的自我定位和公众形象，人大学报，2003年第2期

13、从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4、国学，国家认同与学科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5、知识与信仰的分途。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6期。法国《远东远西》，2011，春季号

16、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中国哲学史，2011年1期。

17、儒家王道政治构想及其现实化困境，哲学研究，2011年4期。

18、花落春仍在。读书，1999年1期。

19、多重维度中的儒家仁爱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20、国学：国家认同与学科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1、科举制的衰落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2、“感”与人类共识的形成《哲学研究》2018年12期

23、贤能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面向——以《荀子》的论述为例。《哲学研究》2013年第5期。

24、王国维对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解释尝试《文史哲》2021年第1期

25、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及其政治社会理论《文史哲》2018年第1期。

出版图书

参考资料

学术观点

在甲午战争之后严酷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理想还是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张之洞在那篇至今仍被广泛讨论的《劝学篇》中，就明确提出了保种和保教保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报国。”但在张之洞那里，国家、清王朝和儒家的文化价值之间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说：“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在儒家成为政权合法性依据还未受到怀疑的张之洞那里，报国和报教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庚子事变后，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民族的生存即保种问题已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于清政府的失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清议报》等报刊的宣传之下，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之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而梁启超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将忠君和忠于国家有效地区分开来。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来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在邹容的《革命军》之后，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以康有为的话来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了康有为和章太炎之间的激烈争论。这种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的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更进一步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并于是年11月26日，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正式揭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这是三民主义见诸文字的开始。而且前此又有香港《中国日报》及上海《苏报》作革命排满的宣传，使革命的意识深入人心，海内外对革命党的看法，翻然改观。革命的风潮，真是一日千里。至此外国政府也对对中国革命‘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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